维一，原名黄其煦，旅美学者，和北岛是北京四中的同学，是阿城的赤膊兄弟。上世纪七十年代，维一作为返城知青在故宫博物院谋了份“看大门”的差事，日常工作是值夜、巡查、查岗。用他自己的话说，

  我是一九六九年的年底到云南西双版纳的橡胶农场插队，一直干到一九七二年的四月。后来回到京城，理由却并非是“病退”或者“困退”，也就是病痛缠身，或者家庭困窘，这在当年是“知识青年”返城两个必备条件之一。据说为了“满足”这两个条件，当年各地知青办公室的办事员不知从中得了多少好处，一时竟成了令人垂涎三尺的肥差。

  我是以探亲为由从农场脱身的，因而也就免去了上下打点、疏通关节的尴尬。那时我的学历勉强算是初中三年。因为“”爆发，连毕业考试都没有来得及，后来好不容易得了一张抬头上印有毛主席语录“知识青年要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毕业证书。这张印制粗糙的初中文凭我精心保留至今，为的是要时时记住那个年月。

  以此背景，我对前途并无奢望。区政府安排返城知青的工作人员问我的打算，我也直说，只要工作清闲，得空能让人看看闲书就成。兴许人家是看我年轻力壮，好意分配我到东郊通县的一家无线电工厂，接着又分配沙滩大街路北的液化石油气站。我对前者说离家太远，耽误不起那个工夫；对后者则说搬煤气罐要的是一把力气，实在干不动。人家看我果真是不思进取，就说现在有个看大门的差事，一天干六个钟头，四天休息一天，这总归可以了吧。起先我以为是跟我开玩笑，后来觉出人家不是说诳，这还是个正经差事，赶忙再细一打听，居然就在离家百步之遥的故宫博物院，我喜出望外，赶紧拱手谢过，满口答应下来。

  那年我二十六岁，古人说“三十而立”，我总算抢在“而立”之前有了份生计。我隐隐预感，从今往后生活真要有个大变化了，只是我绝没想到，命运的转变会来得那样快、那样急。

  且说当时到故宫应卯上了班，之后我才知道，在故宫看大门算是“警卫”，也就是准警察，说起来还有个“警级”。朋友们知道了都暗暗称奇，说你一个在“”里头让人家审查来审查去的人，这回怎么能进了审查别人的队伍？我学着石挥在《我这一辈子》里演的那个老巡警的话说：“我这个警卫就是个‘看宅门儿的，头一样，先省鞋’。不过这回看的是一个顶大的宅门，给皇上看家护院。”

  但自我从王世襄先生手里得了“行走”的封号，就再也不提“看宅门儿”之说了，见人径以“锡庆门行走”自许。没想到的是，如今几十年过去，我早已离开故宫，也远离了故土，可在朋友之间，“锡庆门行走”的封号却仍然和我如影随形。

  锡庆门，位于内延外东路，是宁寿宫区西南隅的大门，也是联系宁寿全宫与紫禁城各处的重要枢纽。

  去故宫报到那天，先进了神武门，门内靠左手一侧是一幢坐东朝西的大厢房，叫东大房，这就是故宫警卫队的队部。神武门里的另一侧，是与之相对的一幢一模一样的厢房，坐西朝东，叫西大房。那里是警卫队的上级领导警保处的办公室，里面坐着处长、副处长。后来才知道，东大房和西大房原先都是宫里的“敬事房”，是惩戒太监、打屁板的地方。

  一同到警卫队报到的连我共是三个人，一个姓刘，另一个姓贾。互通了姓名之后，再细一打听，他们两位也都是插队转回京城里来的“知识青年”。警卫队的田队长、刘副队长、文书老王和两个小队的队长与我们一一见过。开场白说的是故宫警卫队的工作多重要，审查多么严格，又是如何千挑万选才决定录用我们三人。当着领导，我当然知趣，跟着小刘和小贾忙不迭地说，真是感激组织上的信任和照顾。

  开场仪式结束后，田队长补充说，根据上级的决定，除了故宫四座大门的定岗和夜巡队之外，准备在外东路的锡庆门，也就是绘画馆和珍宝馆的入口处墙外再增设一处岗哨，为的是加强对珍宝馆的守护，只等锡庆门外的住房改建完成就开始建岗。田队长指定我为锡庆门新设的内岗小组成员，而小刘分在东华门，小贾分在神武门。

  至于待遇，田队长说警卫队的人员虽然还算不上是警察，但一切按公安系统规定行事。现在我们的工资是二十六块，转正后就算是公安十二级，也就是最低的一级，工资每月四十一块五。至于以后何时擢升，那就要看各人的道行和运气了。对这一点我倒是心安理得，当时全国上下，一般民众谁都没有加过工资，差一级就是一个月多五六块钱的事儿。再说，买啥东西都要凭票，吃肉有肉票，穿衣有布票，抽烟有烟票。有钱没票，钱也是等同废纸。我早就听说，大学生毕业是五十六块，学徒工刚去是十八块，三年出师三十二块。这样比起来，我们当警卫的还真是多快好省。

  田队长对警卫队有份自豪感，告诉我们，警卫队员还要发放统一的制服。他扯了扯自己身上的外衣道：“我这件就是。”我们连忙凑近细瞧，可无论如何也看不出与普通的外衣有何不同。他看我们一脸的惶惑就说：“当然，这和平常的便服没什么不同，但它确实就是‘警服’。”我们听了也知趣，没有继续深问。大约田队长觉出我们的喝彩不够热烈，就又补充说：“除了一年一套的单外衣，我们还两年发放一次棉袄、棉裤、棉帽、棉大衣……”他说到这里特意顿了一下，见我们还没反应，就更加重语气地大声说：“外加一双皮靴。”田队长没有再说下去，可我们看着他一脸的期待，立刻明白了，初来乍到，此刻一定要给田队长捧捧场才行，于是三人齐声啧啧地说：“真不错，真不错。”话到嘴边，脸上也就跟着泛起笑容。我偷眼看去，田队长这时终于显出释然的微笑。

  后来知道，我们的制服是到城南天桥劳动保护用品商店买来的，还是通过走夜巡的胖子老王凭关系才买来的。老王说，布面看着都是的确良咔叽，但他买的这种双层涤卡面料最结实，一年之后再发新制服时，这身还像新的一样，可以脱下来给儿子穿，儿子穿不下了还可以收起来，以后给孙子穿，说得上是传代的玩意儿。老王是田队长原先从故宫窑厂带来的，河北南洼一带的人，为人很四海，在京城混了这十多年，也见过些世面，在社会的三教九流里认识不少人，所以警卫队购置服装的事每年全是由他经办，而他每回也都办得妥帖体面，不是皮靴的猪皮毛眼打磨得精细，看着简直像是牛皮；就是长大衣里絮的都是当年的好棉花，穿着感觉跟鸭绒差不多。

  老王也能吃，饭量奇大。有次为了和我打赌，他在食堂当着大家的面一口气吃下去七个窝头，吓坏了我。他说其实还能再吃，我赶紧劝住，只好输给他五斤粮票。他将我递上来的粮票举给大家看过，小心在怀里收好，说是二天要换成全国粮票寄回老家去，今年家里又是一个饥荒年，正好派上用场。老王话多，而且嘴上没遮拦。他家在农村，领导顾不到他，“家里的”也就多年调不进京城。他每次走夜巡到了锡庆门，歇过脚来，口中必是那句“光棍苦，光棍苦，裤子破了没人补”。

  我的确从老王那里知道了许多乡下人的疾苦。虽然我也到过农村，但终不如他说给我听的那样切肤、那样实在。有这样既懂得生活的甘苦，又有精明头脑的老王每年给队里办制服，众人能不放心吗？

  真正开始锡庆门的站岗巡查之后，小队长给我宣讲了警卫队特殊的作息规律：每个岗位都由四个人轮番完成：头一个人头一个岗是晚上六点到九点，然后上床睡觉；第二个人接岗，从九点到午夜十二点。第三个人从十二点到后半夜三点；第四个人从后半夜三点到第二天凌晨六点。之后是头一个人起床，从白天早上六点到九点，第二个接班，以此类推。然后头一个人轮完第一天的六小时之后，要接着开始晚上九点到十二点一班，然后再接第二天早上的九点到十二点一班。到这四个轮回都转完了，就歇一天。不过，在上班这四天，每天晚上都要住在故宫里头，没有值班的时候也要“备班”，以应付突然发生的紧急状况，只有歇班的那天可以回家过夜。

  这个作息安排还确实有点特别，刚一听真记不住，我心里打鼓，怕一时算不过来会误了差事。这份担心我大约都露在了脸上，胖子老王和我熟，看见了就对我说，你甭担心，告诉你一个法子，管保不会弄错。我听了喜出望外，央求他快快告诉我。

  老王说，先只要记住夜里的排班就行，白班随着夜班的钟点算。这夜班有个警卫队传下来的顺口溜是这么说的：“六到九，睡一宿；九到十二，睡一半儿；十二到三，脱了穿；三到六，忒难受。”不等我接他的话茬儿，老王就解释开了：六点到九点这一班最舒服，九点下了岗可以睡一整夜囫囵觉，所以叫“睡一宿”；九点到十二点这一班就差点儿了，得熬到半夜十二点才能睡，所以叫“睡一半儿”；十二点到三点这班，你不能熬到半夜十二点去接班，总得先脱衣服上床睡一会儿吧，可半夜十二点要起来接班，所以还得再穿衣服，就叫“脱了穿”。这都还凑合，顶不济的是三点到六点这一班，人最要紧的就是靠后半夜这几个钟头的觉，所以说是“忒难受”。

  听了这口诀，我茅塞顿开，连忙谢了老王，暗暗将这口诀背诵了数遍。后来我暗忖，莫非原先皇宫里的侍卫也是这般执勤，这口诀难道是从他们那里传下来的不成？

  许多年以后，我碰见故宫的宫廷掌故专家朱家溍先生，说起当年锡庆门的旧事，朱先生说你们警卫队的那排房原先就是清宫里头护军住的地方。我趁这机会赶紧问朱先生：这“六到九，睡一宿；九到十二，睡一半儿……”的口诀会不会是当初清宫里传下来的规矩？朱先生起先还不懂我的意思，后来听明白了就笑着说：“先前也听你们警卫队的人私下说过，但这不会是早年间的口诀。”我自己再仔细想想，也觉得不会是帝制时代的古谣，皇上老子怎么会让奴才这么轻松就拿了俸银？

  事到如今，我还能将这个口诀记得一字不差，就是因为那两年不规律的睡眠让我落下了毛病，特别是“十二到三”和“三到六”的煎熬让我至今经常半夜惊醒，好像又回到了在“大内”巡查时“叫起儿”的生活。也是自己有过这种经历的缘故吧，现在每次乘飞机到世界各地去，看见空姐硬打精神、强作欢颜的表情，便使我想到她们要日日忍受时差的折磨，不免油然生出一份同情心。

  后来毛主席过世、“”倒台，我在故宫的日子也一天天不一样起来，原来想都不敢想的事居然接二连三地到眼前来了。

  先是转正长了级，一个月四十一块五，接着政府又号召年轻人考学校。起先我还舍不得故宫这块风水宝地，也舍不得警卫队这份闲差。田队长爱护下属，见我成天抱着书本瞧，没等我提，他就主动跟我说：“人都是想攀个高枝儿，这回你要是想报考大学，我并不拦你。”他这样一说，我反倒显着像是个见利忘义的小人了。那时候也搭着我年轻气盛，不知天高地厚，想着这么多年也没上学，还不就是那么回事。于是我对田队长顺水推舟道：“不瞒您说，我并不想上大学，您甭劝我。”田队长听了这才作罢不提。

  半年之后，拗不过朋友们的怂恿，决定打起精神放手一搏，参加了一场研究生考试。发了榜，居然就让研究所录取了。

  走之前，田队长对我说：“离开学还有三两个月，你先别忙着走。眼下故宫要办个‘外宾服务部’，缺个会说外国话的，你先去帮两天忙。我跟院里打了保票，到时候一准放你走。”这两年我在警卫队，看得出田队长是个对下属有担当的汉子，值得我信赖。其实，凡事都是人心换人心，我当即满口应承。

  第二天我便找“外宾服务部”的负责人老赵报到。老赵对我说，我的任务就是在门口招呼客人。有洋人需要解释的，我就上前翻译两句。没事就帮助照看着柜台外面，收款进货全不用费心。任务交代完毕，大家也互相认识了，这就张罗着开张。

  最早的地方是御花园靠西北角上的一幢小房子，三间门脸儿，门上还挂着竹帘子，一来是为了挡苍蝇蚊子，二来外边的人不细瞅，也看不大出里面的动静。我的任务是在门口招呼客人，除了在门前竖了个指示牌之外，还抽空练了几回掀门帘的动作，为的是到时候别让帘子挡了生意。我平素最不爱招呼人，这回为了在这最后的故宫差事上好好表现一下，也不得不跟人“哈罗”几句，也算把从“灵格风”上学的几个句子练习一番。

  其实当初所谓的“外宾服务部”，无非是一小卖部，卖些当年国人并无兴趣的珠宝翠钻、文房四宝，还有就是故宫修复厂仿制的瓦当、青铜器古董、玉器。其中有两样东西我倒是瞧着好，一是仿制的三彩，无论造型还是色调都比外边做得地道；二是用废弃的金砖凿制的砚台。故宫大殿里墁地的金砖泥料细腻，烧制讲究，都是当年费时费力精制而成。用金砖做的砖砚，外面套上一具随形的硬木砚盒，还真有几分澄泥砚的味道。另外修复厂仿制的古画当然也好，像展子虔的《游春图》和顾闳中的《夜宴图》，还有郑板桥的竹子和宋人的山水，那都是几可乱真的功夫，但价钱吓人，挂在那儿也很少有人问津。

  开办这么一间小卖部如今看来算不了什么，可当年还真是件大事。执掌全院大权的彭院长经常来这里，一坐就是几个钟头，兴趣盎然地看着洋人买货，还用他早年参加革命之前当绸布店小伙计时候的经历加以对比。管账的张太太是袁世凯的侄孙女，见过大阵仗，看在眼里就有些不以为然，私下对我说，偌大的故宫有多少事要办，怎么一个院长老待在这小卖部里没结没完。我就回说，您当着这是卖货哪？不介，咱们是办“洋务”呢！按后来形势的变化，这就是“改革开放”。

  那时的人没怎么见过红头绿脸的洋人，多年受“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教育，不免要找真人来验证验证。有一回，来了一队美国的黑人老太太，个个穿得鲜艳夺目。我帮她们选好了几样东西，就便打听她们的来路，原来都是密西西比州农场的工人。正好前些日子我看过电影《飘》，虽是几十年前的好莱坞旧货，却也只能在内部放映。看过之后对美国南方的黑奴颇有印象，不想眼前却见到活生生的实例。其中一位黑人大娘告诉我，她们都到了退休年龄，这回是农场主花钱请她们最后到中国来玩一趟。我不免暗暗吃惊，竟有这样的农场主。她还说，她们的老板就在外面，一定拉我去见上一面。见面之后，发现无非寻常之辈，与过去课文里读过的《半夜鸡叫》周扒皮相去甚远。送走大队人马之后，说与众人听，大家也着实感慨一番。这样的西洋景儿后来见多了，也就见怪不怪。

  因为办的是“洋务”，所以要收“洋钱”，但又不是收真正的“洋钱”。当年洋人来中国，所有“洋钱”都要换成外汇券才能花销，我们“外宾服务部”就只收外汇券。其实外汇券也是人民币，但又不完全是人民币。因为拿外汇券可以买到不少人民币买不到的东西，譬如说家里生小孩，牛奶不够，到友谊商店用外汇券就能买到市面上见不着的奶粉。再譬如买菜油要凭票，一人一月只有半斤，可是用外汇券就可以买到花生油。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外汇券虽然不抵走后门来得神通广大，但到底也算是一条救急的路子。

  日子过得飞快，我离开的时候，“外宾服务部”又多了养性斋和绛雪轩两间门脸儿。负责人老赵送给我一匹故宫修复厂自行仿制的三彩马，作为“协办洋务”的纪念。这件唐三彩至今我仍保存在京城的家中。

  前些日子，我读新闻，看到美国人的“星巴克”咖啡店开到了故宫里头。后来有些人看了不开心，还翻了老脸，说故宫是咱们中国人自己老祖宗的地方，让洋人到里头做买卖是“挑战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底线”云云。

  而在七十年代，满街上看不到一家“华伦天奴”，也没有一家“路易维登”，大家都紧着打听外洋的消息，忙着抢购外洋的稀罕货，难怪也就没人留神“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底线”究竟在哪儿了。

  凡是听说我曾经在故宫做过警卫的，不管是生人，还是朋友，给我的第一句话往往就是：“你见过故宫盗宝的贼人么？”

  一九四九年之后，故宫共出过五次盗宝的案子，依次发生在一九五九年、一九六二年、一九八○年和一九八七年四年里，其中一九八○年接连两次，而五次全部都发生在珍宝馆。

  从一九七六年到一九七八年，我在故宫警卫队当差共两年零三个月。值守的锡庆门正是监视珍宝馆的岗哨，要是碰上去珍宝馆盗宝的贼人，我本应该是首当其冲撞见。不巧的是，在我前头有过两回，在我后头又有三回，而我却一回也没有赶上。赶虽说没赶上，可我见识过一回抓捕盗宝贼人的真实阵势，尽管那只是虚惊一场。

  故宫东西分五路，中央南北的轴线上是前三殿和后三宫。后三宫的左右两翼为内东路与内西路，合为内廷，由高墙团团围住。南进乾清门、北进御花园是进后宫的主要通道。外东路与外西路与内廷隔绝，彼此隔断的高墙各夹住一南北通路，即所谓“东西筒子”。因为外西路多年并不对外开放，警卫队仅在神武门内靠西侧的座椅上设置了一位只值白班的年老警卫。故宫工作人能向西放行，而游人则不得通过。所以西筒子平常很少有人行走，反倒是我们警卫队夜间的巡查小组会沿着内廷的外墙从神武门去西华门，或是反方向从西华门至神武门巡查，定时通过西筒子。

  东筒子则在开放路线上。外东路由皇极殿、宁寿宫、养性殿和乐寿堂等几组建筑组成，除了乾隆花园不对外开放之外，各个院落里的房间都设置成专题布展的展室，分为书画馆、珍宝馆两大部分。大部分人望文生义，认定既是珍宝馆，那珍宝一定是价值连城，于是珍宝馆也就成了贼人觊觎故宫宝贝的目的地。殊不知故宫里哪件不是宝贝，又有哪件不是价值连城？可是从故宫盗宝案的记载上看，内东路景仁宫、承乾宫和钟粹宫里的青铜器、陶瓷和工艺品从来就没贼人问津，连毗邻珍宝馆的书画馆也还没有贼人下手，所有贼人全是垂涎于金银珠宝，其中有个得手的贼，竟荒唐到将文物金册剪成碎金销赃。然而到了八十年代后期，按说这时国人眼界已然大开，连我这种“文革”前只是初中肄业的人都到欧洲读了些书回来，可到故宫盗宝的贼人却依然还是这份等而下之的水准。

  但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既然盗贼盯住珍宝馆，也就只好对珍宝馆多加防范。这就是我初到故宫时，管理部门特别设定锡庆门岗哨的用意所在。

  锡庆门为外东路宁寿宫区西南角上的大门，东筒子的南端。南侧有外奏事房五间，西南、西北分别是箭亭和奉先殿，再向西则是通往内廷乾清门的景运门。锡庆门西向，门外是一片开阔的空地，门内为一东西狭长的小庭院，与之相对的东侧是敛禧门。向北进皇极门，可通宁寿宫以及后身的养性殿、乐寿堂，那里就是珍宝馆的所在。由此可见，锡庆门乃扼守南北主要通道东筒子的咽喉之地，地理位置自然十分重要。

  锡庆门岗哨的驻地就设在外奏事房南边的三间。北面两间白天是珍宝馆的售票处，晚上是我们的值班房。到了夜里，向北朝着东筒子的玻璃窗通通打开，房间里的电灯则全部熄掉，借着锡庆门上两盏路灯的照明，整个东筒子一眼到底，洞若观火。要是贼人想翻过宁寿宫的高墙从东筒子潜逃，恐怕是插翅也难逃。

  不过锡庆门的岗哨是设在宁寿宫宫墙以外的，连皇极门都不能进去，当然无法发现养性殿里的动静，所以其作用充其量只能是防备贼人得手之后的潜逃。而更要紧的是监视贼人潜入珍宝馆展室的一举一动，这才是防患于未然的根本所在。警卫队里除了镇守故宫北部的第一小队和监控故宫南部的第二小队，还有一个特殊的部门，我们俗称“值班室”，设在外东路北头的贞顺门外。我刚一到警卫队，就有人告诉我，那里安装了一套特别的仪器，专门在夜间用来监视珍宝馆内部的动静。尽管我也是警卫队的一员，但为了避嫌，在故宫的两年多里，我从来没有去过值班室，也从不打听其中的究竟，虽然心中还是有一点好奇：那仪器到底是凭着什么探测到里面的动静呢？

  好在几次故宫盗宝案全是因为贼人惊动了报警器而及时破获，但仪器也偶有失手的时候，我赶上的一次就是警报器失灵而引起的骚动，但由此却让我真实感受了一回抓捕盗贼的实战气氛。

  那是个月黑风高的晚上，我本当值后半夜的夜班，但那天吃过晚饭很早就回到锡庆门的驻地应卯，为的是听同组的老马聊聊他在故宫当警卫这二十多年来的所见所闻。我们正说到打紧之处，突然电话铃声大作，当班的小李一接，是值班室老孙打来的，说是警报器报警，乐寿堂里有动静。

  虽说警卫队保护国宝义不容辞，但我们并没有配备任何武器，连把防身的匕首都没有。如今大事临头，众人见着什么就抓什么，我顺手抄起门外热力管道施工留在房檐下面一根三尺多长的废铁管，算是多少壮了些胆，一面奋力抖擞起精神，一面心中暗忖：这多年难遇的故宫盗宝莫非偏偏就让我遇上了么？

  这时只见顺着东筒子跑过来三五个人，手中的电筒射出耀眼的光柱。凭声音听得出是我们一小队神武门的几个弟兄赶来增援，故宫派出所的几个警察也紧紧跟在后面。

  这时老孙从总钥匙房拿来钥匙，扯开下午封门后刚刚贴上去的封条，开了锁，进了锡庆门，带着几个平素信得过的手下，直奔后面珍宝馆的乐寿堂。回头嘱咐我们几个只需在外面防守，不要入内。

  我一切听从上级安排，站在锡庆门外的小广场上，用眼在夜色里的高墙上漫无目的地来回睃巡，也是个站脚助威的意思。这时听派出所的警察小李子正在高声叫道：要是真有大问题，市局的援兵立刻就到。

  听见小李子的这番话，众人底气更足了，异口同声地放声大喊：“千万别让这小子跑啦！”“兔崽子，看我不收拾了你！”

  我们锡庆门岗除了老马之外，都是新近招来的“知识青年”，从来没见过这等阵势。我夹在人群里，心里暗自嘀咕：这等强人敢到故宫盗宝，必是铤而走险的亡命之徒，若一旦冲到面前，定要争个鱼死网破，还真是不得不防。我把手中的铁管握得更紧了些。但是又一寻思，盗贼做这等冒死之事，大抵都是单枪匹马，我们这里人多势众，想必不会有什么差池。想到这里，口中的大呼小叫也就更加嘹亮，和着众人的节奏，我将手中的铁管在箭亭前的漫砖地上也敲得震天价响。奉先殿和南三所平素在黑夜里从来听不到一点声响，这时却惹得藏在暗处的两群老鸹也倏地飞将起来，一边呱呱地聒噪，一边在半空中不停地盘旋。

  我们在外面打围的众人等了约有个把时辰，正有些不耐烦，只见身先士卒冲到里面的人总算跨出了锡庆门，我们连忙上前打问。为首的值班室老孙手提电筒，肘弯里挎着一大串钥匙，悻悻地说：“他***，又是黄鼠狼叫春。我早就说过，这仪器也该换换了，它就分不出来人声和畜声！”

  我听了很是好奇，旁边有见多识广的就说给我听：这五百年风水不动的故宫，不管什么动物生在这里全都成了精，就是叫春闹出的响动也大得多。我这才知道过去也出过这样的笑话，便长舒一口气，知道今晚总算有惊无险。

  事后我猜想，当时警卫队的警报器大概并不高明，无非是一种简单的声音探测器。当珍宝馆内响动的音量高于若干分贝以上，它就会自动触发报警装置，铃声大作，可它并不管到底是贼人盗宝，还是黄鼠狼叫春。

  不久以后，又有两次值班室的报警器被自动触发，惹得大动干戈。可开门检查，一次说是有扇玻璃窗没有关紧，被大风吹开，玻璃震碎，发出响动，另外一次还是黄鼠狼作怪，惹得报警器发了威。不过，正像烽火戏诸侯，也似“再而衰，三而竭”，后来我就绝对没那样紧张了。还记得当初我刚进警卫队时，到东华门实习上岗，夜里我一个人在漆黑的大门洞里晃悠，门外就是红尘万丈的东华门大街。这时总听见身后有个人在咳嗽，像个老头子。我吓得不轻，头皮发紧，双手汗湿。后来警卫队有见识的人告诉我，其实那不是人声，是刺猬叫唤。可见经一事，才能长一智，世事皆如此。

  后来听说故宫有了钱，给警卫队的值班室添置了更高级的探测装置。在一九八○年和一九八七年，接连发生过三起真正的珍宝馆盗宝事件，值班室的高级仪器都是立刻启动，警卫队里我旧日的同事得以生擒盗贼，送交法办，从而印证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道理。

  一般来说，“狗”与“犬”几乎能说是同义词，只是也许“犬”字更雅驯一点。不过有些时候，它们又不可以互相替换，譬如说“警犬”就不好说成是“警狗”，在这里，好像是“犬”还多了一点职业训练的味道。

  我在故宫警卫队的时候见到过两只货真价实的“警犬”。那是为了加强警卫力量特意从公安系统即将退役的警犬里调拨来的。这两只警犬虽然并不归警卫队直接领导，而是隶属于故宫派出所，但因我们两家是常年并肩作战的兄弟单位，于是也就把这两只警犬看作是我们天然的成员，经常到围栏去逗弄一下这两个看似凶猛但实可爱的小家伙。

  听别人说，这种德国种的警犬嗅觉十分灵敏，只要是生人的气味，它一闻就能跟踪上去，追几里路都不在话下。有了这两只警犬，我们警卫队就更神气了，派出所的小李子有时趁闭馆前清场的工夫拉着警犬到御花园锋芒小试，我们也跟在后头沾光，仿佛也是警犬的主人似的。老话总说“狗仗人势”，看来狗要是威风起来，也有“人仗狗势”的时候。

  可是没过两个月，就听说警犬又送归原主了。起先我闹不明白，还以为是警犬不能胜任故宫这种特殊的工作要求和生活环境。后来慢慢地才知道，原来是我们没经验，喂养和训练的不得法。据说这种警犬好虽好，但不能随便让闲人接触，否则久而久之，警犬的嗅觉就退化不灵了。另外更重要的是，天天还得有上等的好肉伺候才能让它们精力充沛。前者倒是大体能做到，既然必须远离人群，那么以后将它们关起来，不跟外人接触就是了。只是这后一样有些困难。那个年头，人吃肉尚且凭票，京城算是在天子脚下，每人每月也只有半斤定量，怎么可以有肉给狗吃呢，更不要提拿上等的好肉给狗敞开肚皮吃了。所以思来想去，只好忍痛割爱将警犬送了回去。如此我接触这种警犬的时间很短，没有能看出个所以然来。

  不过，多年之后我有了一次机会，得以认真观察德国警犬，那是我在德国科隆大学读书时候的事情。

  我们中国学生会的主席小邵是第一机械工业部外派进修的，正好这时一机部在科隆设了一个办事处，负责送往迎来各个出国考察的代表团。办事处里都是小邵的熟人，他就经常带了我们去那里走动。没过多久，办事处不知道从哪里领养了一只纯种德国警犬看守大门。我们刚见到这只德国警犬的时候，它精神矍铄，两只耳朵支棱起来，仿佛可以听见很远的声音。四条腿上的肌肉紧绷绷的，看着就像随时会飞奔出去一样。这时我就想起故宫里的那两只警犬，它们彼此居然长得极像。于是我感叹起来：瞧人家这警犬能这么精神，而原先我在山西、内蒙古插队的村里，各家豢养的柴狗一个个全是懒洋洋、无精打采的样子，刚吃饱了就往地下一躺，让它看家护院还真不放心。

  过了不久，我又到办事处去做客，惊奇地在门口看到那只原先体态健硕、精神十足的德国警犬居然和我在山西、内蒙古农村见到的柴狗一模一样，都是同一个姿势，前后脚叠在一起，匍匐着躺倒在地上，耷拉着耳朵，喘着粗气，在太阳底下闭着双眼，一动不动地养神。我以为它一定是生了病，赶紧问办事处的老贾这是怎么回事。老贾说，这狗其实没什么病，就是近来发现它不像刚来的时候那样精神。原先成天围着院子不停地转，现在却总是很喜欢躺下来晒太阳，有时有人用脚轻轻踢踢，催它起来走动，它还老大不情愿似的。

  我突然就记起故宫送回去那两只警犬时，人家说过这种警犬要给上等好肉吃才行的道理，连忙问老贾是用什么饲料喂它。老贾说，商店里的狗食太贵，公家账上又没这么一项开销，再说外汇这样紧，每人每个月只有那么一点点零花钱，都攒着盘算买个大件带回去，有谁会舍得花钱给狗买吃的，每天还不就是用伙食团大家吃剩下的面条菜汤喂它么。

  听了老贾的话我明白了。这就难怪：看来这不是人家警犬的问题，再好的警犬用这样的食物喂养，最后也会变成柴狗。或许“犬”和“狗”主要是因为这一点才会有了区别的，也未可知。

  由此我又想到，南橘北枳的道理于犬是如此，于人又何尝不是如此。由犬想到人，由故宫里的犬想到故宫里的人，再想到在故宫里听到的这几十年来各种各样的沧桑故事，不免于心有戚戚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