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个世纪30年代，彼时的队伍还十分弱小，整日躲避的追捕，但是依然有不少员被发现，从而牺牲。上海是十分重要的经济重地，在上海同样设有分支，在1931年，上海支部由于叛徒的出卖，不得以陷入危机，未解决这次危机，疏通关节，救出被捕，党中央将收缴上来的各种金饰熔铸成金条，紧急送往上海。虽然计划周密，但最终黄金不翼而飞，导致许多牺牲。毛主席大为震怒，一直希望彻查此事，但是碍于时局，一直未能如愿，这桩案子为此尘封了18年，直到新中国成立，我们才得以了解事情的真相。那究竟这笔巨款是如何神秘消失的？就是怎样被揭露的呢

　　如果说一切的故事都有起点，那这场黄金大劫案的起点便是一个人，一个为员抹黑的人，这个人叫做顾顺章。1928年，党中央决定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目的是保护中央政治安全，委员会只有三个人，分别是周恩来、向忠发以及顾顺章，其中顾顺章负责特委下设中央特科。

　　时间很快来到1931年，顾顺章的工作上的能力很出色，特科组的政治锄奸任务有条不紊的进行着，但是随着一个人的被捕，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蔡孟坚是蒋介石十分看好的青年才俊，他也确实有些能力，在侦缉处上任不久就抓到了长江局的负责人——尤崇新，尤崇新很快叛变，成为蔡孟坚的爪牙，整日在大街上闲逛，找寻认识的员。

　　有一天傍晚，来到汉口工作的顾顺章走在路上，突然听到后面有人在喊自己，不禁回头望去，一看是尤崇新，对方已经被抓走了，却在这里看见对方，突然想到大事不妙，拔腿就跑，但是为时晚矣。一队人马冲出来，将其围住，看着对方黑黝黝的枪口，顾顺章只能乖乖地跟着走。

　　这时的党中央和支部还不知道顾顺章已经被抓，一切部署都在计划之中。身处特务队的监牢中，顾顺章为了保命，说自己有一个对付的大计划，然后，一场针对地下工作者的逮捕与清洗就开始了。

　　好在之中也有的眼线，很快，甘冒生命危险的党员们将顾顺章被捕的消息传到了上海，此时的周恩来叹了一口气，总算明白接二连三丢失骨干的缘由了，虽然后来的顾顺章也没有好下场（被处决了），但是对党的伤害是确实发生的。

　　当务之急，是解决这样一些问题，上海党支部认为，一些人被抓了，但是性命还在，只要花些钱两买通关系，没准可以将他们赎出来，此外，救治伤员，开展革命活动，处处都要用到钱，万般无奈之下，上海党支部向位于苏区的党中央去了一封信，表明情况危急，希望党中央支援一些钱物。

　　毛主席看到来信后十分重视，尽管当时的党中央并不富裕，还可以用艰难来形容，只能将收缴上来的一些金饰，诸如金耳环、金戒指之类的东西融掉，打造成金条，送往上海。一共铸成12根金条，每条约重10两，一共120两金子，这能够说是苏区最后的家当了，但是，让毛主席气愤的是，这笔巨款并没有如约送到上海，在最后关头，消失不见了。

　　在送黄金之前，就为了便于携带才将这些金饰铸成金条，同时党中央为此设计了一个精密的计划。参加过南昌起义的林伯渠制造了一枚特殊的棋子，难以伪造，且由他亲自书写了一个快字，而后一分为七，由7个人各取一分，每人运送一段，防止中间出现差错。

　　不仅如此，为了这些黄金专门打造了一个铜箱子，将黄金放入其中，再配上特制的锁与钥匙，运送员不仅要有棋子的一部分，还要有相应的钥匙才能打开，每个人的钥匙都无法独立打开锁头，只有下一个要交接的运送员才有匹配的钥匙。

　　从计划来看，至少有三重保障，其一是身份认定，依靠棋子与钥匙；其二是钥匙与锁不匹配，也就防止运送员起贪念，将金子吞了；其三是二人同时在场的要求，要想取出金子就必须有接头人的帮助，一个人解决不了问题。

　　但是如此天衣无缝的计划却并没有成功，金子没送到，上海党支部一时之间陷入十分窘迫的境地中，甚至连房租都交不起。不仅如此，受伤的饱受病痛的折磨，被捕的几名壮烈牺牲。消息传回党中央，引起一片哗然，毛主席更是大为震怒，要求彻查此事，找回丢失的黄金。但是当时的上海鱼龙混杂，租界势力、势力交织，只有少数的能力调查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就在人们以为这件事不会再有下文的时候，以为相安无事渡过了18年便可高枕无忧的时候，毛主席发话了。他始终没有忘记这次痛苦，新中国刚刚成立，立刻便派遣当时的公安部长罗瑞卿查清此事。接到命令的罗瑞卿也是头大，毕竟这件事情已经过去18年了，还在如此混乱的时局与区域，但是他不敢怠慢，立刻安排了几个有多年侦查经验的老侦查员去调查此事，没想到还真把真相挖出来了。

　　几个老侦查员接到上级命令后，同样感到一筹莫展，但是毕竟有经验在身，很快便找到了事情的突破口——七个运送员。他们分别找到这些运送员聊天、问话，从他们的回答中确认当时的情况，当问到第六个运动员时，得知对方交给了最后一个运送员，而且对方的钥匙、棋子都没有丝毫差错，也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之前的环节是没有疏漏的，关键就在第七个人身上，但遗憾的是，他们找不到第七个运送员。

　　不过，在第六个人的回忆中，他们发现了一些有用的信息。根据他的回忆，当时他来到上海的一家汉源旅馆，放好行李之后就到大堂等候自己的接头人，没过多久这人便出现了，一身黑色打扮，在询问之下二人交界，对完信物之后，他将箱子交给了对方，然后便不知道其他的事了。

　　为了寻找第七个人的信息，侦查员们找到了当年的旅馆老板，根据旅馆记载以及老板的回忆，当晚并没有这样一个人入住，也就表明对方收了箱子之后并没有住在旅店，而是离开了旅馆，另觅它地去了，线索到这里也就断了。

　　但是老侦查员们并不放弃，他们准备再从旅馆入手，因为这第七个人总有住的地方，而当时的旅馆有限，有些地方的审查又比较严格，或者还留下一些记录。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一番调查之下，他们找到了一个地方——保安团的招待所。这个招待所有规定，必须有营长签字才能入住，只有50个床位。

　　在翻阅了当晚的入住记录之后，几位老侦查员便立刻锁定了一个人，也就是当晚的唯一房客——梁某。通过一定的调查得知，梁某是当地一家药店的采购员，在店里工作多年。根据药店魏老板的回忆，这个梁某一直在店里工作，但是却在18年前突然离职了，此外，和他一起消失的还有他的妻子儿女，一家人都不见了。

　　查到这里，侦查员们感觉心里的迷雾驱散了许多，但是接下来的事却让他们难以预料。

　　按照老侦查员们的设想，应该是第七个侦查员见财起意，趁机吞没黄金，而后带着一家人逃之夭夭，过上了富足的生活，毕竟120两黄金在任何时期都算是一笔巨款，但是当他们在当地公安局的帮助下找到梁某的时候却大吃一惊，因为这时已经改名的梁某非但过得不富裕，甚至有些贫困。

　　在调查员的追问之下，梁某不得已说出了当年的事。他让众人把厨房灶台外砌的一层砖扒开，在砖石之后，没有看见想象中的金条，而是泛黄的两封信。这是他收到的命信，他一直藏着，但是却不敢给别人看。原来他确实拿到了金条，只是这些金条又从他手中丢了。

　　根据他的说法，他从松江来到上海，刚下码头，坐了一辆主动过来拉客的黄包车，希望赶紧将金子交给党组织的梁某并没有在意这件事，毕竟这也很正常，但是当车辆上坡时，有两个人突然冲过来帮忙推车，然后他就昏过去了。再醒来已经是在一家旅馆中了，身边的箱子、钥匙等等都不见了。犹豫再三，惊慌失措的他只能要求旅店老板开证明，说明自己是昏迷中被抬进来的，而不是主动住进来的，好对党组织有个交代。

　　这件事对他打击很大，惶恐不安的他只能带着一家人躲了起来，过上隐姓埋名的日子。到了此时，调查再一次陷入僵局，因为梁某根本找不到是谁将他迷昏，而后抢走金子的。

　　上海提篮桥监狱收监了一名姓白的年轻人，因为犯了罪被判了十年，在狱中生活的十分不快的他偶然之中问了老巡捕一个问题，说自己有一个大案的线索，如果自己揭发能不能减刑。在一番问询之下，白姓青年说自己有个远房表哥，平日里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但是在借了自己的黄包车之后，突然发迹了，变得十分富有，很有问题。

　　这件事情引起了侦查员的警惕，立刻逮捕了这个突然变得阔绰的表哥吉家贵，在梁某的指认下，确认他就是那个黄包车车主，也就是抢走黄金的主犯。原来，吉永贵长期处在无业状态，平日里也不工作，突然想要做生意、挣大钱，但没本钱，所以为了获得本钱就必须找一些来钱快的门路，于是，身处乱世的他想到了抢劫。

　　于是吉永贵找到了两个玩的好的狐朋狗友，刘阿吉与庄克。三人一顿合计，抢劫哪些人比较划算呢？当然是富人。哪些人是富人呢？当然是坐得起黄包车的人。所以，吉家贵向自己的表弟借了黄包车，原本打算做几单凑够本钱就收手，没想到一下抢了这么多黄金，而三人分赃之后便约定从此不再相见，人间蒸发。

　　至此，这场埋藏多年，一直让毛主席记挂的黄金失踪案终于宣布告破。1950年，对事实供认不讳的吉家贵、刘阿吉被判死刑，立即执行，而第三人庄克早在1937年便牺牲在与日寇的作战中。

　　总结：一笔巨款巨款的丢失，如同锋利的刀口在毛主席的心中留下了一个难以愈合的创口，时间没抹平这道伤痕，反而让它更加深刻，只有真相才能消弭。在那样艰难的时刻，如此周密的计划，让人信服的并没有被黄金迷失本心，却因为一个小小的意外走向深渊。牺牲的员们的生命没有办法挽回，在蹉跎中迷失自我、在惶恐中放弃人生的梁某为此抱憾一生。

　　劫走黄金的恶犯是不可原谅的，叛党叛国的罪人也是不容洗脱的，他们将被永远地钉在耻辱柱上，受到唾骂与鄙视。但是回过头来，将这些偶然凑在一起的又是什么？不正是那个毫无秩序的旧时代，这也恰恰证明了，我们所做的，无数人为之努力的，摆脱那个混乱时期的目标，是多么的正确，尽管这很艰难，但我们已然成功了。